“新的”數字鴻溝造成了互聯網的割據，將成為美國高等教育技術社群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之一。
美國高等教育、數字鴻溝和分裂的互聯網
如今，大多數教育技術都需要用戶使用互聯網。要使用教學管理系統(tǒng)、數字測驗、學生信息系統(tǒng)、數據庫和各種網站，學生、職員和教師必須要上網。他們不僅要確?？煽柯摼W，而且要有高速的連接。數字化聯網的世界越來越以寬帶網絡的用戶為基礎。
然而在美國，互聯網接入的分布依然是極度不均衡和不平等的，這對于高等教育有非常重要的含義。數字連接的不平等會扭曲學習機會，并因此推動和加強社會不平等性。實際上，“新的”數字鴻溝造成了互聯網的割據，將成為美國高等教育技術社群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之一。
數字鴻溝簡史及現狀
不均等的互聯網接入并不是新問題，而是從20世紀60年代晚期伴隨互聯網的出現而出現。1969年，美國國防部的APARNET啟動，此后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計算機、調制解調器、網絡連接和節(jié)點都在緩慢增長。擁有或者能夠以其他方式使用聯網計算機從來就不是普遍的，網絡生態(tài)逐漸變得生機勃勃，使用網絡的機會也迅速增加，然而這些機會只有那些有能力獲得硬件、網絡和軟件的正確組合的人才能擁有。當網絡連接開始超越了撥號時代的速度時，它們的分布仍然是不均等的。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對此有一句受到廣泛引用的評論：“未來已經出現了，只是還沒有均衡分配”。
到了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的重要性、規(guī)模，以及它的新面孔萬維網(World Wide Web)都已經得到了廣泛認可，同樣被廣泛認可的還有使用上的不平等。相應的，美國采取了措施來確認和減緩那些被稱為“數字鴻溝”的情況，啟動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動、政策和實踐行動。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為了從多個方面擴大互聯網的接入范圍，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聯合非營利和商業(yè)組織，實施了若干計劃。例如，1996年的E-Rate項目(E-Rate Program)就迫使電信公司調配資源來將公立學校接入到蓬勃發(fā)展的互聯網之中。
21世紀的前二十年，應對數字鴻溝的努力仍然在持續(xù)，出現了如“每個孩子一臺筆記本電腦”(One Laptop per Child)等項目和州政府推動的寬帶計劃。同時，互聯網技術也在持續(xù)變革。手機上網先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大量應用，然后在美國姍姍來遲，因為美國擁有卓越的固定電話服務和比其他國家都多的聯網計算機。不過，手機革命一旦發(fā)生，就成為了固定線路、光纖和電纜箱的替代品?；ヂ摼W的最高速度提高了，部分是由于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SPs)之間的競爭，還有部分原因是由于研發(fā)的進步帶來了Internet2這個先進的局外人。公共圖書館成為了社區(qū)的互聯網錨點，因為圖書館不僅提供計算機、網絡和軟件，同時還提供了最廣泛的用戶培訓和支持。教育、工作和生活越來越多地轉到線上，特別隨著社交網絡的流行和使用而突飛猛進，消耗更多帶寬的富媒體日漸流行：動畫、音頻(音樂和廣播)、流媒體視頻、視頻會議、在線研討、軟件更新和下載，以及游戲等。然而，寬帶在21世紀中仍然未達到普及程度。選擇一個數據點來看，截至2013年5月，只有70%的家庭有高速互聯網，而且這個“高速”的定義還低于我們在2017年的期望。
到2017年底，互聯網使用的差距能夠到達什么地步?我們可以回顧這些歷史變化，看到互聯網使用的不平等在某些方面發(fā)生了變化，而在另一些方面仍然持續(xù)。數字鴻溝的概念繼續(xù)深刻決定了我們的互聯網體驗，按照用戶使用權和使用量的將他們分割為不均等的階層。
數十年間，造成互聯網使用不均等的驅動力始終在發(fā)揮作用。首先，財富和教育常常與高帶寬使用相關，即一個家庭越富?；蛘呓逃潭仍礁?，他們在家或工作時更可能使用寬帶。考慮到筆記本計算機和臺式計算機的花費，以及富裕街區(qū)學校的更多預算，這是符合直覺的。貧困學生無論在課堂還是課外的俱樂部都更少進行計算機科學的學習。此外，高水平的教育成就會增加人們學習數字技能的可能性，而且也會增加人們從事那些深度依賴網絡世界的工作的機會。根據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最近收到的投訴，有些ISP可能已經開始針對貧困情況而提供歧視性的網速。
種族不平等也影響了互聯網的使用。在家庭寬帶速度和使用方面，黑人、拉美裔和印第安人持續(xù)落后于白人和亞裔美國人。前者更可能使用移動電話進行聯網，這就形成了類似于20世紀在房地產行業(yè)中的住房貸款歧視的數字化版本：將特定的人群排除在他們期望的區(qū)域之外。種族和此前提到的經濟問題也有關聯，黑人和拉美裔普遍比白人的收入和儲蓄更少。
財富是一個很強的影響因素，而年齡則是與互聯網使用相關的另一個因素：一個美國人的年齡越大，他/她擁有高速連接的可能性越小，而且他/她使用互聯網的時間就越少。雖然這非常容易落入數字化原生代和數字化移民的陷阱和神話的俗套，但是多年以來皮尤研究中心和其他調查所顯示出的結果還是可以相信的：年長的美國人普遍比年輕的美國人更少地使用信息技術(盡管這個差距逐步在縮小)。這個趨勢在互聯網連接和相關技術兩個方面都出現了。皮尤研究中心在2017年5月的報告中指出：
很多老年人保持著與數字革命的很大程度上的脫節(jié)狀態(tài)。65歲及以上的老人中，有三分之一表示他們從來不使用互聯網，大約一半(49%)說他們沒有家庭寬帶網絡。同時，即便是算上剛換的新手機，老年人擁有智能手機的比例比18～64歲之間的人群要低42個百分點。
然而，階層和教育的強烈驅動力也還是對年齡相關性有所修正：
家庭年收入在7.5萬美元以上的老年人中有87%有家庭寬帶網絡，相比之下，家庭年收入低于3萬美元的老人中只有27%。教育差距也遵循類似的模式，畢業(yè)于大學的老年人比更低正規(guī)教育水平的老人在采用技術上的比率要高得多。
地理因素可能是造成當前互聯網速度和使用差距的最強烈和棘手的驅動力。生活在城市和城郊的人們更趨向于能夠享受到更高的寬帶網速和更激烈的ISP競爭環(huán)境，而農村人口則更可能要忍受更慢的互聯網速度和本地ISP的壟斷。這個差距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商業(yè)原因：城市提供了更密集的、更集中的消費者、更易于連接的人群;農村區(qū)域則相對人煙稀少，每平方英里的收益也更低。商業(yè)驅動對當前階段的互聯網發(fā)展進程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政府已經不再像上世紀90年代推廣寬帶和上世紀30年代推廣電力那樣動力十足地引領擴張了。問題的另外一個復雜之處在于，運營商堅持使用寬帶的過時標準。2015年，FCC將其寬帶標準提高了，從下行4Mbps到25Mbps，上行1Mbps到3Mbps，從而引發(fā)的爭議至今仍然激烈。通過參考FCC的其他推薦標準的方式，許多商業(yè)機構力爭將寬帶的定義限制在一個較低速率上，這樣相比采用更快的標準，運營商就可以聲稱在寬帶部署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FCC現任主席阿吉特·帕伊(AjitPai)提出了非常有爭議的觀點，認為移動互聯網接入將替代有線和其他無線連接，而且考慮將移動寬帶網絡的速度定義為至少達到下行10Mbps和上行1Mbps。
技術限制強化了地理因素帶來的差距。城市地區(qū)比農村地區(qū)更快地從銅纜升級到光纖，而后者可能就完全沒有升級。某些具體的地形如山地、密林或水體會讓有線和無線部署都變得更加困難。很多農村地區(qū)有移動互聯網接入，但是速度常常太慢。而衛(wèi)星連接僅僅是比撥號連接快一檔而已。這個差距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正如克萊爾·馬龍(Clare Malone)根據皮尤調查做出的評論：“在美國農村地區(qū)生活的人們不使用互聯網的可能性比城市或城郊的人們要高兩倍。”這或許會形成自我強化。在農村地區(qū)的人們習慣于更少的服務，改進需求也越小。農村地區(qū)的民眾與城市和城郊的寬帶網絡之間出現了隔離，將在嘗試進行在線的工作、娛樂、與政府互動、獲得醫(yī)療保健信息和記錄、個人通訊、教育等方面面臨更大的挑戰(zhàn)。他們同樣會在經濟上落后于國內的其他人群。
在某種程度上，城鄉(xiāng)在互聯網連接上的差距也和財富因素有關。農村地區(qū)在總財富和網絡連接上落后于城市和城郊，因此那里的居民受到了雙重打擊。農村小鎮(zhèn)變得較為貧窮和連接不暢，從而降低了它們的經濟競爭力，減少了它們的人口，弱化了它們爭取更快互聯網的能力。同時，更富有的美國人將能夠更好地獲得在線世界的經濟力量——商業(yè)、培訓、社交聯系和信息收集等。這些更好的機會成為了社會經濟優(yōu)勢，助力中上層市民和真正富有的人們維持他們的地位。
盡管Android和iOS系統(tǒng)都提供了豐富的應用程序，然而與筆記本或臺式計算機相比，使用手機無論如何都是受到約束的。有些功能受到了屏幕大小的限制;并以不通過鍵盤來輸入文字的;有些應用程序受到了限制或者刪減。同時，數據套餐嚴重限制了移動互聯網的使用，和富裕人們相比，這對于最貧困人群又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最后，政治和文化因素推動了網絡使用不均等的最新發(fā)展。和技術性鴻溝不同，這些政治或文化運動讓互聯網對很多人變的更加危險，從而抑制了他們的使用，引發(fā)了情緒緊張，并且損害了互聯網的聲譽。
各種各樣的項目和努力——例如前文提到的E-Rate項目和“每個孩子一臺筆記本電腦”，都在嘗試解決數字鴻溝問題。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非政府組織、基金會和商業(yè)公司都對彌合鴻溝而貢獻了資源。例如，列夫·戈尼克(Lev Gonick)領導的“同一個社區(qū)”(One Community)項目非常努力地在克利夫蘭地區(qū)擴展寬帶服務。在佛蒙特州，一家電信公司宣布要為貧困的居民提供低價優(yōu)惠。國際性的項目在美國也有應用，例如岡納·斯蒂芬森(Gunnar Stefansson)的線下的“手提箱中的教育”(Education in a Suitcase)或者是谷歌的空中Wi-Fi計劃(Project Loon)。然而，鴻溝依然持續(xù)存在，部分原因如消費技術分析師卡羅琳娜·米拉內西(Carolina Milanesi)所指出的：“技術應用的步伐會維持鴻溝的存在。”
在所有的項目和參與者中，沒有哪個能比公共圖書館在消除這些鴻溝上發(fā)揮更大作用了。提供硬件、軟件、連接和培訓的綜合服務是它們的服務使命所要求的。圖書館用戶(或顧客)會有非常廣泛的需求：有些人請求使用3D打印機，而另外一些人還在為學會使用鼠標而奮斗。真正意義上，公共圖書館不僅變成了倡導數字化能力的引領者，而且也是幫助人們跨越財富、教育、種族、年齡、地理、政治和文化等數字鴻溝的默默無聞的英雄。
?
教育中的數字鴻溝
當前的數字鴻溝對高等教育和技術都有許多可能的影響。首先，不能充分使用網絡的學生在完成依靠互聯網的學習時將會遇到困難，無論是參加基于教學管理系統(tǒng)的測驗，與同學和外部專家一起進行視頻會議，或者是探索模擬環(huán)境。新媒體聯盟《地平線報告：2017年高等教育版》中簡要地指出：“沒有高速互聯網接入條件就不可能推廣新興的教育技術。”無論正規(guī)學習還是非正規(guī)學習都深受其害。正如杰克遜在一篇報告中的描述，對于一個無法在家中進行數字學習的孩子而言，“只要新技術的使用和她在學業(yè)上成功有著密切的聯系，你的女兒現在就非常明確地在家庭作業(yè)、研究、學業(yè)參與和通識知識方面處于劣勢，絕對糟糕。”
院校方面，目前不同層次的經濟不平等推動了教學數字戰(zhàn)略的差異化。克里斯·吉爾蘭德(Chris Gilliard)和休·庫里(Hugh Culi)的研究確定，更加富裕、更有名望的院校提供的教育技術環(huán)境和那些資源更少的院校之間有非常顯著的差異，特別是和那些以更貧困學生為主的院校相比更是如此。“院校越是研究型的，其政策就將IT作為多方相關者并存的環(huán)境加以重視;另一方面，重視職業(yè)培訓和認證的院校將IT作為傳遞學校選定信息的工具。這種數字技術實踐上的深刻差異構成了另外一種歧視，阻止和限制了工人階級的學生從事在精英院校中提供的開放式探究。”這樣經濟和技術組合起來產生了完全不同而且顯然不平等的教學方法和學生體驗。我們應當能預料到，在有能力和沒能力提供高速網絡連接的院校之間也存在著與此相關的一條鴻溝。
雖然我們此前講述的是高等教育，數字鴻溝當然也會折磨初等和中等教育。公立K-12教育主要是由地方基層經費支持的，因此對于依賴于直接社會和經濟環(huán)境的學校，基于階級、種族和地理的差距已經造成了不同的數字體驗。這些鴻溝在過去的一代人中已經加深，而且也許因為反饋循環(huán)而變得更深。在哪些學生能夠從高中畢業(yè)、哪些能進入大學和大學畢業(yè)方面，數字鴻溝已經造成了重大的差異。
準大學生們在入學時是否將會帶有完全不同的數字背景?是否會有教學期望上的差距，以及不平等的數字能力?如果的確如此，學院和大學就要在決定如何教育學生時將數字鴻溝考慮在內，無論是數字能力還是辦公軟件。從支持貧窮的、工人階級的、黑人、拉美裔或者農村的學生的角度，院校必須要為他們配置更多資源。同樣地，因為女性在本科生中占多數，我們也要質疑，高等教育做好了哪些準備來幫助她們面對網絡欺凌。
數字鴻溝與未來
面對這樣深刻存在的、受強大因素決定的數字鴻溝，高等教育應當如何反應?教育技術在這樣的發(fā)展形勢中應當發(fā)揮什么作用?
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在實施需求策略了。學院和大學無論是在研究、娛樂還是公民參與等方面都是重要的寬帶消費者，并且教育學生成為數字世界中更有思想的和更全面的用戶(盡管高等教育還能做的更多)。這種技術進步的累積效應有助于服務需求的增長，引發(fā)更進一步的市場、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反應。
本地化的方案可以用來解決數字鴻溝問題。在某些區(qū)域，學術和公共圖書館提供了充足的硬件、軟件和網速上網，成為使用互聯網的可行途徑?？缭盒５暮献饕部梢约訌娺@些連接。州政府、商業(yè)和非營利機構也可以提高它們的服務能力，特別是如果它們能利用未占用的電視空白頻段進行實驗的話。類似的，高等教育可以通過消費合作社(co-ops)或小型企業(yè)的項目方式，推動或支持在當地建設寬帶的努力。這為學生成為商業(yè)或社會企業(yè)家提供了可能的機會，并且有潛力在校園中孵化，學生也許會在類似于在校車中提供Wi-Fi的這樣的項目中受到激勵。
特定的技術方案也可以用來解決數字鴻溝問題。如果院校認真對待公平問題，它們是否可以根據學生使用水平的不同來重塑所提供的數字內容和服務呢?例如，移動優(yōu)先的設計也許更適合那些無法使用筆記本和臺式機時主要使用手機的學生。又如，以文本而不是視頻為中心，對帶寬需求更低的媒體策略，將更適用于慢速網絡的受眾。不是每個學生都擁有一部全功能的智能手機，這個可能性往往是被低估的。如果將這一點牢記在心，高等院?？赡軙匦驴紤]其移動戰(zhàn)略。或者，它們可以以本地存儲或移動存儲的方式提供可離線獲取的課程材料，通過USB存儲或者前文提到的“手提箱中的教育”模式等。
在技術和本地合作之上，是可以考慮政治選擇的時候了。從上一代人開始，聯邦政府就已經提供了多種形式的消除數字鴻溝的方案，但是一直都因國會的預算斗爭而受害。教育界也許應該游說立法者持續(xù)或擴大像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的“連接美國基金”(Connect America Fund)和“生命線計劃(”Life line Initiatives)等類似項目。IT領導者也許可以特別敦促聯邦通訊委員會(FCC)，不要斷定移動互聯網會和家庭寬帶一樣好。同樣，學院和大學領導們可以敦促州政府，像紐約州在為本州北部地區(qū)提供連接一樣為本地化的努力提供更多經費支持。他們還可以為城市Wi-Fi云而鼓與呼。最為雄心勃勃的是，高等教育可以集體呼吁政府實施寬帶計劃，就像羅斯福政府新政時期的農村電氣化計劃一樣。
數字鴻溝是美國高等教育技術領域中的一個痛苦的維度。本文意在激勵人們行動起來：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開始新的討論，或者是實施循序漸進的步驟。然而，人們需牢記在心的是，這個圖景是基于近期歷史和當前狀況的。未來不一定面臨現在這樣的挑戰(zhàn)，而是可能會變得更困難。我們正在努力消除數字鴻溝，然而數字鴻溝卻隨著在階層、性別、種族和其他類型分裂的加劇而變的更寬。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看來正是如此。教育結構和產出可以一定程度上彌合這些鴻溝，也可以將情況變的更糟。
高等教育的學術和IT領導者不僅有能力而且實際上也有義務為了未來而仔細思考。戰(zhàn)略規(guī)劃是學院和大學在支持每一代學生的終身學習而做出的承諾，因此也要根據更加廣闊的視野來預測和制定。
(本文來源：EDUCAUSE，翻譯：陳強清華大學信息化工作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