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影印古籍，必須先把古籍攝影，然后制版印刷。因此，在攝影術(shù)沒有發(fā)明并傳入之前，我國出版古籍是不知道用影印這個方法的。但當時也有類似的方法，即把一部古籍照樣翻刻。這在版本學上有個專用術(shù)語叫“覆刻”，也可以叫“影刻”，有時也叫做“仿刻”。但“仿刻”這個術(shù)語用得似不夠穩(wěn)妥，因為只叫“仿”，自可不必力求逼真，不如用“覆刻”、“影刻”來得確切。
宋元時人刻書是否有用覆刻這種方法，因為流傳下來的宋元本太少，無從比對，已難弄清楚了。明代則確有覆刻之事。有一部元虞集的《道園學古錄》，是明景泰時刻本，但字體、版式完全同于元建陽刻本，前人定為據(jù)元刻本覆刻，并認為是用元刻印本直接貼到書板上覆刻。這是很有可能的，因為在明代前期，元刻本還不像后來那么珍貴，為了刻書犧牲一部元刻本不見得會怎么心痛。但正由于當時還不甚珍貴元刻以至宋刻本，所以刻書時不一定要求保存宋元刻本的本來面目，往往寧愿脫離宋元本的字體、版式而重新寫刻一通。以后，明嘉靖本多仿南宋浙本，但只是仿其版式，其字體則比較規(guī)范化，沒有刻意追摹南宋浙本的歐體字，所以不算覆刻。清初的寫刻中有一種字體方勁的，頗有點近似南宋浙本，如張士俊刻的《澤存堂五種》就是其中刻得最精美的，而且版式也規(guī)摹宋本，但仍不是覆刻，最多只能算仿宋刻。
乾隆、嘉慶、道光時仿宋刻書更為盛行。因為當時不僅宋本已極名貴，追求宋本即所謂“佞宋”已成為時髦的事情，就是清初毛氏汲古閣的影宋抄本，即所謂“毛抄”者，也已被視為僅亞于宋本一等而珍藏起來。照宋本式樣來刻書，既可以一定程度上滿足“佞宋”者的要求，又可以抬高刻本的身份，刻書的人對此又何樂而不為(有一部孫星衍仿宋刻《說文解字》的最初印本，書名頁上打有“每部工價紋銀五兩”的楷書朱記，紋銀五兩幾相當于當時一冊南宋書棚本唐人小集的價錢)。不過這種仿宋刻本在刊刻時已請人重新寫樣，和原本的宋體不甚相近。如胡克家仿元刻《資治通鑒》，原本是建陽刻顏體字，胡本卻刻成歐體字。胡氏用南宋池陽郡齋本仿刻的《文選》也是如此，原本略帶顏體，胡本也刻成了歐體。因此這些刻本只能算仿刻，仍不是覆刻。
真正的覆刻本到清季才流行。最早是光緒初年黎庶昌出任駐日公使時在日本編刻的《古逸叢書》。本來，日本人覆刻宋元舊本的技術(shù)是很高明的，有一部日本慶長時(相當于明萬歷時)覆刻的元至正丙午南山書院本《大廣益會玉篇》，除紙張、裝潢外，和元刻本簡直難以區(qū)別。黎庶昌編刻的《古逸叢書》就是在版本專家楊守敬的協(xié)助下，選擇流傳在日本的宋元本、古寫本請日本的木村嘉平等高手影寫覆刻的，除筆道稍呈光潔外，較原本可謂十分逼真。此后，國內(nèi)覆刻宋元舊本漸成風尚，清末民國初年的許多藏書家，如繆荃孫的藝風堂，徐乃昌的積學齋，蔣汝藻的密韻樓，張鈞衡的適園，劉世珩的玉海堂，劉承幹的嘉業(yè)堂，以及陶湘、董康等都覆刻了不少，或單行，或匯成叢書。其中在上海的均由擅長此道的刻工湖北黃岡人陶子麟奏刀，在北京則由琉璃廠文楷齋承辦，覆刻的精美程度僅略遜于《古逸叢書》。影印舊本古籍這項事業(yè)，就是在這種覆刻古籍的空氣中成長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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