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5日，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舉辦的《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發(fā)布會在京舉行。
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主編的《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 圍繞“教育治理現代化”的主題，重點關注中小學生減負、校外培訓機構規(guī)范與治理、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等熱點議題;盤點區(qū)域教育管辦評分離改革、教師編制改革，以及兩岸教育創(chuàng)新動態(tài)等創(chuàng)新實踐;揭示農村教育出路、高校“雙一流”建設、高職教育發(fā)展等重要問題。近二十年來我國教育經費變動、“一帶一路”倡議下來華留學生教育、中小學生自殺問題、城鄉(xiāng)教育分化下農村學生的教育獲得等報告勾勒出年度教育調查的豐富面貌?！督逃{皮書》指出，圍繞實現教育現代化這一目標，應積極改善政府職能，形成多元主體參與、共建共享的現代教育治理格局，推動良性教育生態(tài)體系的建立，從而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教育需要和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發(fā)展的矛盾。
《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全書由“總報告”、“特別關注”、“教育新觀察”、“教育調查”、“附錄”5部分組成，共計30篇文章。作者團隊構成呈現多元化，作者來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教育主管部門、民間教育智庫、新聞媒體、企業(yè)和公益機構。
《教育藍皮書》總報告指出，2017年國家重大教育政策和舉措頻出，圍繞教育現代化目標，我國教育進入攻堅克難階段。以抓控輟保學為核心解決農村教育的深層次問題，關鍵是辦好每一所鄉(xiāng)村學校，提供有質量的教育，培養(yǎng)農村學生的學習興趣，使他們認識教育的價值。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提高中職教育的質量和吸引力，嘗試建立融合普高和中職教育于一體的綜合高中?？偨Y和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通過設置選考科目最低保障人數，調整賦分方式，調整高校專業(yè)選考科目要求，推進招考分離進行完善。促進高等教育平衡充分發(fā)展，明確政府責任，深入推進教育管理和辦學體制改革，將辦學自主權交給大學。實現教育現代化的關鍵改革一是以考試制度為核心的教育評價制度的改革，促進教育評價體系的現代化;二是以教育管辦評分離和放管服改革為重點的教育體制機制改革。
“教—考—招”全面聯動的上海高考綜合改革
《教育藍皮書》指出，上海高考綜合改革從學校教育、考試評價、招生選拔三個領域采取系列措施，形成了高考綜合改革的全面聯動，積累了制度性成果和實踐經驗，給高中學校教育、考試評價和招生選拔、學生觀念和學習生活帶來了積極影響變化：通過實施綜合素質評價，豐富了學生成長經歷;開展走班選學，滿足學生個性發(fā)展;拓展豐富課程資源，支撐學生的精準學習;明確“教考關系”，破解考試評價難題;擴大招生錄取雙向選擇權，為學生多元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
新高考改革實施“3+3”考試科目組合，對學校根據學生選擇提供課程設置、教學資源形成了新挑戰(zhàn)。實際操作中，上海市各區(qū)和高中因地制宜采取“大走班”、“中走班”、“小走班”。據數據顯示，全市256所高中學校中開滿20種組合的有62所，占24.21%;開出18種組合以上的學校135所，占52.73%;絕大多數高中學校開出的科目組合均超過10種。
在考試評價上，嚴格按照“教什么考什么”原則進行命題和考試，考試評價周期由“考兩天”走向“看三年”，所有合格性考試按照“隨教隨考隨清”的原則，分散在高中三年。外語考試由“啞巴應試”走向“應用導向”，采用人機對話的形式，將聽說測試總分計入英語高考成績。招生錄取上，學生可通過普通高招、春季高考、綜合評價錄取、自主招生以及高職高專招生多種通道進入高校，實現了為不同類型學生的成長成才搭建“立交橋”。
根據調查發(fā)現，學生對高考新政的價值體驗呈現出積極面貌。調查中特別詢問2014級高三學生“覺得自己在此次高考改革中最大的收獲是什么”。學生選擇結果依次是“知道了自己擅長做什么”(37.1%)、“豐富了社會閱歷”(21.4%)、“提高了學習興趣”(19.5%)、“提升了研究能力”(13.7%)。
《教育藍皮書》指出為進一步深化高考改革，需要人們在課程觀上，從突出知識授受的應試轉向強調人的發(fā)展的育人價值;在學生觀上，從被動的“工具性”轉向全面而有個性的“生命性”轉變;在評價觀上，從結果性的測量轉向以診斷和激勵為主的過程性評估;在系統觀上，從教育教學改革點的突破轉向一體聯動的改革思路;在治理觀上，從教育部門的單打獨斗到教育系統內外的協同作戰(zhàn)轉變。
(參見《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P7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
中小學生“減負”關鍵在于改變“供給側”，構建低競爭、低控制、低評價的基礎教育生態(tài)
《教育藍皮書》指出，中小學校學生“減負”多年難奏實效、學生學業(yè)壓力不減反增的原因，是由于圍繞“小升初”升學競爭，以及教育培訓市場無序發(fā)展，迫使家長自愿加負。家長對孩子“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焦慮看似是家長給孩子自主增負的主觀原因;但優(yōu)質教育資源短缺及其在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失衡配置才是根本原因，而單一的應試選拔則是關鍵原因。
目前針對校外培訓市場的整頓和規(guī)范是從“需求側”發(fā)力，但“減負”的癥結關鍵是在改變“供給側”。真正落實“減負”，還需要釜底抽薪。
均衡教師資源，縮小義務教育階段的校際差距。堅決落實教育部關于示范性高中指標下放比例不低于50%的政策要求，從而有效緩解“小升初”競爭 。
強化公辦學校主導的基礎教育辦學格局，保障基礎教育的公益性價值。重新審視和處理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的關系。切實提高公辦學校的辦學水平和教育品質，加大教育經費投入，大幅提高教師待遇，將財政經費真正投入在師生身上，為實現公辦學校的復興提供保障。規(guī)范民辦學校的教學、管理和招生等行為，政府實施有效的監(jiān)管和督導，引導其成為具有個性特色的素質教育的基地。
改革考試評價制度，構建低競爭、低控制、低評價的基礎教育生態(tài)。擴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權，打破總分評價的慣例，通過各種等制度和技術手段來保障自主招生過程的公正性。
同時，藍皮書建議恢復公辦學校課外輔導、補習的功能，當然這需要突破現有管理和經費上的限制，靈活處理，積極發(fā)揮公辦學校課后教育的作用，對孩子實施啟蒙教育和興趣能力的培養(yǎng)。此外，賦予家庭一定范圍內入學的自由選擇權。
(參見《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P2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
學業(yè)壓力居于中小學生自殺的首要原因，“手機”依賴同樣不容忽視
中小學生的身心健康關乎著社會每個家庭的幸福。據《教育藍皮書》專題調查顯示，中小學生自殺問題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嚴峻事實。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中小學生自殺問題研究”課題組開展的調查，通過中文網絡搜索途徑抓取統計了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的電子媒體報道及非媒體的網絡信息，在檢查內容、來源后進行重復檢查與數據清理，共計確認392例兒童青少年自殺死亡及自殺未遂的信息，其中明確標注為中小學生的信息為267例。以下具體呈現自殺數據案例的面貌：
在年齡年級分布上，中學生的自殺狀況比小學生更為嚴峻。在顯示有年齡的信息中，13-17歲五個年齡的死亡及未遂案例之和是8-12歲五個年齡案例之和的4.7倍，在性別分布上，男性中小學生死亡及未遂案例的比例均高于女性。尤其是在自殺死亡的案例報告中，男性中小學生案例數量約女性案例數量的1.6倍。
在時間段分布上，自殺及未遂的發(fā)生情況形成明顯的波峰與波谷，開學季前后居多。寒暑假期間數量相對少;而新學期開學前后的4月、5月、9月自殺死亡案例數量最多。從采取自殺方式來看，跳樓、跳河、服毒(服藥)、上吊是中小學生進行自殺行為的主要方式，在死亡及未遂案例中有超過六成采取了跳樓方式。在案例事發(fā)地點中，家中和校園內是主要場所。除跳河、跳崖、撞車、跳火車、臥軌等各類事發(fā)場所為自然環(huán)境或特定地點外，中小學生死亡及未遂案例主要發(fā)生在家中和校園內。
歸納中小學生自殺的主要原因，大致可以分為：家庭矛盾(72例，33%)、學業(yè)壓力(55例，26%)、師生矛盾(35例，16%)、心理問題(21例，10%)、情感糾紛(11例，5%)、校園欺凌(9例，4%)，其他問題(12例，6%)。
當分析家庭矛盾的原因時，相當一部分家庭矛盾的沖突根源仍是學業(yè)壓力，師生矛盾案例亦有類似情況。若考慮間接作用，學業(yè)壓力可能才是中小學生自殺的首要原因。另外，手機成為中小學生自殺案例的特殊存在，調查中因手機引發(fā)的自殺案例涉及比例超過10%，反映出信息化時代中小學生對智能手機的深刻的心理依賴。精神抑郁、異性關系、朋輩關系問題也是中學生發(fā)生自殺行為的誘發(fā)因素。
藍皮書建議應從關注學生的幸福感入手，切實降低學業(yè)壓力應是通往幸福感的關鍵路徑。通過實施優(yōu)質的素質教育，逐步淡化升學教育影響，改革當前的考核評價機制，減輕中小學生的課業(yè)負擔，從減少學生家長與孩子之間、學校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矛盾沖突，降低中小學生因升學壓力、學業(yè)競爭造成的負面情緒。
另外，當務之急是建立兒童青少年自殺死亡、自殺未遂數據信息披露機制，使之成為各級政府、教育主管部門的一項職責義務。還有，建議推動法規(guī)制度修訂，如將學生心理問題和精神障礙評估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wèi)生法》條款，實現自殺預防常態(tài)化。
(參見《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P25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
兩岸教育創(chuàng)新實踐取得新進展，需要進一步推進辦學體制改革，鼓勵教育生態(tài)多元發(fā)展
《教育藍皮書》指出，近年來臺灣和大陸兩岸教育創(chuàng)新領域不斷取得新進展，涌現出了一些諸如“學校和非學校形態(tài)的實驗教育”、“公辦民營模式教育”、“創(chuàng)新小微學校”和“在家上學”等多元教育形態(tài)。創(chuàng)新動力主要源于公眾對現有教育體制的反思和對多元適性教育的需求。不過，教育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也并非一帆風順，面臨著諸多困境的制約，未來需要深化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從而形成健康教育生態(tài)。
過去三十年間，世界范圍內教育朝著創(chuàng)新和多元的方向發(fā)展，美國從上世紀90年代出現“特許學校”;2011年第一批“自由學校”在英國各地建立;2014年臺灣通過“實驗教育三法”，使得臺灣實驗教育的發(fā)展呈現“大爆發(fā)”狀態(tài);中國大陸地區(qū)逐漸有家長和教育工作者開始反思現有教育體制并付諸行動。
——臺灣“實驗教育”新動態(tài)：
2014年11月，臺灣通過了“實驗教育三法”(即《學校形態(tài)實驗教育例》、《高級中等以下非學校形態(tài)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辦國民學校及國民中學委托私人辦理條例》)，使得臺灣在實驗教育法規(guī)與政策的進步程度領先亞洲各國。
“學校形態(tài)實驗教育”是指開展整合性教育實驗的學校，其數量不得超過同一階段總學校數的5%，經批準最多可為10%。“非學校形態(tài)實驗教育”即在家自學的形態(tài)。第三類實驗教育即公辦民營的模式。
《教育藍皮書》統計數據顯示，2016-2017學年臺灣全體學生人數2，637，198人，其中參與實驗教育的學生人數共有10，900人，占全體學生人數的0.4%，仍屬小眾。參與實驗教育的學生中中，小學階段有6，948人，初中有2，978人，高中有974人，分別占全體學生人數的比例為0.6%、0.4%、0.1%。
回顧臺灣實驗教育的發(fā)展歷程，經歷了萌芽期(1984~1990年)、抗爭突圍期(1990~2001年)、修法擴張期(2002~2014年)、大發(fā)展期(2015年以來)。目前臺灣實驗教育呈現多元內涵，包含各種各樣的教育類型，如華德福教育、蒙臺梭利教育、 基督教品格教育、東方文化創(chuàng)新教育、自主學習或民主學校、專項技藝教育、原住民文化教育、特色課程教育和開放多元的適性教育。
當前臺灣“實驗教育三法”在實驗教育的類型、可進行實驗的項目、申請者的條件、申請方式、參加者的學籍處理、升學權益保障等方面已大體完備，對于促進各類實驗教育的發(fā)展，發(fā)揮著不錯的法律功能。不過，實行“實驗教育”這兩年以來，也發(fā)現了一些不足之處，有待進一步修法予以完善。
《教育藍皮書》提出，未來臺灣實驗教育的蓬勃發(fā)展仍需要完善審議制度，以提高法律執(zhí)行的能力與質量;創(chuàng)造或增進自學者方便取得學習資源的機制，擴大培養(yǎng)具有實驗教育觀點與能力的師資，加強實驗學校之間的經驗交流與相互支持等以提升內部質量。
(參見《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P22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
創(chuàng)新教育在大陸： “小微學校”符合九成家長和孩子的期待
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中國大陸創(chuàng)新實踐研究課題組”開展的“小微創(chuàng)新學校”案例研究顯示，目前“創(chuàng)新小微學校”一般規(guī)模較小，在校學生數大多不足50人;創(chuàng)辦時間不長，多為新興學校，5-12歲學齡段的學校數量最多;最初多為解決自家孩子上學問題而創(chuàng)辦，以“口碑相傳”為主要招生途徑。
“創(chuàng)新小微學校”注重特色課程教學，講究生活技能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生活方式;日常課程包括傳統文化、戶外活動、藝術課程等的學習;采用“混齡”、“游學”以及主題式/項目式學習，鼓勵學生自主探索。在教學效果評估上，多采取多元評估，由教師、孩子、家長共同參與;采取卷面考試、闖關型考試和項目展示等多種評價方式和手段。在畢業(yè)生流向上，因大多“創(chuàng)新小微學校”創(chuàng)建時間普遍較短，畢業(yè)生數量很少。據反饋，大多畢業(yè)生會選擇申請出國深造，或是參加國內高考，也有畢業(yè)后選擇創(chuàng)業(yè)或直接就業(yè)。
至于對就讀學校的滿意度，案例調查中有九成家長認為孩子目前就讀的學校能夠滿足期待。調查中也借由家長對孩子的日常觀察與交流來反映孩子的滿意度，整體上這些孩子對自己學習和生活的滿意度與家長類似，甚至略高于家長。
當下，國內創(chuàng)新小微學校還處于起步階段，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zhàn)，例如辦學資質問題，組建穩(wěn)定的師資團隊，求得教育理念與家長多元需求間的平衡，招生渠道有限性等?！督逃{皮書》建議，一方面，政府和教育部門推進中小學辦學體制改革，開放民間辦學，鼓勵教育生態(tài)的多元發(fā)展。另一方面，創(chuàng)新小微學校自身需要明確定位和培養(yǎng)目標，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更加注重家校合作;內部應加強交流與合作，擴大影響力，從而推動自下而上的教育變革。
(參見《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P27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
創(chuàng)新教育在大陸：在家上學，學校教育之外的另一種選擇
《教育藍皮書》指出，近年來“在家上學”現象悄然興起。根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家上學”課題組調查數據顯示，大陸“在家上學”的規(guī)模呈現出增長態(tài)勢，截至2017年，密切關注并有益嘗試“在家上學”這一群體的規(guī)模大約是5萬人，其中真正實踐“在家上學”的學生數大約有6000人。
從組織形式上看，目前“在家上學”主要包括“父母主導型”、“家庭互助型”和“父母參與型”等類型。家長對學校教育理念的不滿和孩子不適應學校教育環(huán)境是“在家上學”的主要原因，另外，互聯網與信息技術的支持，為“在家上學”群體獲取相關課程資源提供了便利。從實踐特征上看，中國“在家上學”的教育活動可以分為學校取向、“非學?；?rdquo;教育取向、中國傳統文化取向、宗教教育取向、兒童特長或特殊需要取向等類型。
根據調查數據來看，八成學生和家長對“在家上學”的教育效果表示滿意。82.09%的家長希望孩子的人際交往能力能夠得到發(fā)展，在 實踐中家長會有意識地讓孩子參加社會實踐活動。但是，社會公眾則對“在家上學”兒童的社會化狀況表示較強的擔憂。對于孩子將來在工作中的表現，家長整體也表現出比較樂觀的態(tài)度，對此社會公眾的態(tài)度存在分歧。
對待“在家上學”現象，應堅持兒童立場，以兒童的健康成長和最大利益為旨規(guī)。在鼓勵和支持“在家上學”等多樣化教育探索的同時，應當積極采取措施以保障其教育質量：建立交流平臺，加強群體內部溝通與經驗分享;制定“在家上學”實施條例，保障“在家上學”的教育質量;真實呈現“在家上學”教育實踐，轉變社會公眾的態(tài)度和觀念;推動學校向學習中心轉型，學校逐漸實現向學習資源中心和學習支持中心的轉變，更好滿足學生多樣化的教育需求。
(參見《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P29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
職業(yè)教育面臨嚴峻生源危機，需穩(wěn)定職業(yè)教育規(guī)模，加強普職融合
《教育藍皮書》指出，在教育人口急劇下降的趨勢下，處于招生市場下游的職業(yè)院校首當其沖面臨生源危機。
以陜西省為例，近三年陜西高職招生人數快速下滑，從2014年的13.5萬人下降到2017年的10.6萬人，預計到2020年陜西高職招生人數將下降到7萬人，尤其是地處地市的高職院校招生將更加困難。
同樣處于困境的還有中職教育，尤其是中西部農村縣域舉辦的職業(yè)高中近年來呈現萎縮之勢，舉辦成本高，個人回報率低，使得中職教育發(fā)展缺乏動力和吸引力。
分析職業(yè)院校生源危機的具體原因，主要在于教育政策與社會需求不符，學生更愿意上本科和普通高中。以陜西為例，雖然實行“本科與高職基本相當”、“高中與中職基本相當的”政策，但在實際執(zhí)行中，學生更傾向于上本科和普通高中，但是又難以考上，于是出現高考“復讀率”居高不下，補習率居全國第一，中考輔導和高中擇校熱度不減，中職面臨高輟學率的現象。另外，升學通道的阻塞嚴重制約了職業(yè)教育的健康發(fā)展和職教學生的成長空間。盡管陜西省出臺政策，擴大普通高校專升本的招生規(guī)模，但陜西省高職畢業(yè)生“專升本”的實際升學比例不超過5%，面臨“斷頭路”的狀態(tài)。
從職業(yè)教育的規(guī)模和結構頂層設計為出發(fā)點，《教育藍皮書》建議走高中教育綜合化的路線，舉辦普教融合的綜合高中，開設包括學術類和職業(yè)技能類在內的多樣課程，供學生自主選擇，確定未來職業(yè)方向。高職階段加強普職融合，拓展高職院校的社會職能，高職院校與應用型本科院校就課程開發(fā)、學制銜接、學分轉移開展深度合作，提供與上級學校學分互認的轉學教育。
同時，打通“專升本”通道，提高專升本實際升學比例?？紤]取消全省“專升本”統一考試，由學校進行自主招生，探索2+2專升本聯合培養(yǎng)模式。申請現代職業(yè)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區(qū)，系統改革職業(yè)教育。爭取政策支持，在省域建立職業(yè)資格認證框架，吸引更多社會力量參與到各類職業(yè)教育中來，創(chuàng)新民辦職業(yè)教育辦學模式及合作方式，探索政府購買職業(yè)教育服務的路徑。
(參見《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P20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
城鄉(xiāng)教育分化背景下農村學生的教育獲得不容樂觀，關注學校“軟環(huán)境”和家庭背景分化帶來的影響
《教育藍皮書》指出，由于城鄉(xiāng)教育固有的差距，相對于城區(qū)學生而言，農村學生在高中和大學的入學率上還存在量的劣勢，但更主要的差距則表現在升入重點高中和高水平大學的機會上。
從來看，高中階段，相比較中心城區(qū)學校學生升入重點高中的比例，農村生源為主的鎮(zhèn)及農村初中畢業(yè)生升入重點高中的比例低了近20個百分點。高等教育階段，從高職高專到普通本科、“211”、“985”高校，來自鄉(xiāng)鎮(zhèn)及以下地區(qū)的學生比例越來越小，來自地級市及以上地區(qū)學生卻呈相反趨勢。
城鄉(xiāng)學生教育獲得的差距首先源于基礎教育的差距，這其中既有辦學條件的差距，更有學校文化環(huán)境和家庭背景分化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以辦學經費和師資力量最為凸顯的辦學條件上的差距。調查中顯示，初中生均年度財政撥款例，農村學校只有795元，邊緣城區(qū)更只有600元，而中心城區(qū)則1317元。調查學校中，農村學校的教師學歷水平總體不如城市學校。
其次，是來自城鄉(xiāng)學校“軟”環(huán)境的差距。從城鄉(xiāng)學校階層分隔狀況來看，農村學校學生更多來自社會職業(yè)、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的較低層次;從校園氛圍來看，農村學校在學習氛圍上表現出更多的逃課、違紀，更不良的班風、師生關系、同學關系，學生群體中也有更多不愿意學習和表現不良的學生。
再次，源自城鄉(xiāng)學生家庭教育背景的分化，即城鄉(xiāng)家庭為孩子提供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差異，表現在父母教育水平、所提供的教育環(huán)境與教育資源、父母參與教育程度與水平、父母教育期望等各個方面：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全國高中以下學歷人口中農村人口占了54%;全國15歲及以上文盲人口中鄉(xiāng)村占67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比重均低于城鎮(zhèn)。農業(yè)戶口的學生在擁有獨立書桌、藏書、電與網絡設備等家庭教育資源方面均不如非農戶口。在父母參與教育和親子互動上，農村家長更少陪伴孩子、更少參與到孩子的教育學習中;在參加興趣班/課外輔導班上，農村學生中沒有過的比例高于城鎮(zhèn)學生三成;在家中對孩子的教育期望方面，農村家長的期望低于城鎮(zhèn)家長，超過二成的農村學生認為父母對自己的教育期望是高中及以下。
基于上述情況，需要切實改變現狀，從關注農村學生教育獲得的數量轉向到關注農村學生教育獲得的質量。從關注農村學校的硬環(huán)境，到關注農村學校的軟環(huán)境。需要改善農村學校軟環(huán)境，注重學風建設，鼓勵學生讀書上進，形成良好校園氛圍。關注城鄉(xiāng)學生家庭背景分化帶來的影響，特別是教育觀念、教育方式上的差異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為此，不僅需要加強學校教育(包括幼兒教育)來補償農村學生家庭教育的不足，還需要為農村家長提供針對性的幫助與培訓;而當前最重要最底線的是，減少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讓父母能夠陪伴其成長。
(參見《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P12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
近十年來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呈現“單條腿”快速增長的局面
《教育藍皮書》指出，1995-2015年的二十年間，我國教育總經費總量增長了20倍，占GDP的比例由3.1%提高到5.2%，有力地保障了我國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然而，在政府教育投入繼續(xù)維持較高增速的情況下，多渠道教育投入的增幅卻大幅度下滑。在我國財政教育投入增長空間有限情況下，應深化教育籌資體制改革，調動政府、企業(yè)和個人等多方面的積極性，拓寬教育經費的來源渠道，為教育現代化的實現提供充足物質基礎。
回顧2005-2015十年間教育投入的態(tài)勢，呈現“國進民退”態(tài)勢，未能實現政府和市場共同雙軌驅動發(fā)展，主要體現在：多渠道教育經費的年均增速遠低于前十年。盡管近十年來公共財政教育經費的年均增速繼續(xù)保持在10%以上的高位水平(高于同期GDP的增速)，但社會和私人教育投入的增速僅達到3.6%的平均值。社會和個人投入在教育總經費中的占比呈現較大幅度下降。在非政府財力的三個經費渠道中，學雜費收入占教育總投入比例由2005年的18.4%下降為2015年的12%左右;學校社會服務及其他途徑自籌的教育經費比例也由2005年的18.5%下降到2013年的9%;社會捐、集資投入占教育總投入比例由2005年1.1%下降為2015年的0.3%以下;民辦學校舉辦者投入占教育總投入比例由2005年的0.7%下降為2015年的0.5%以下。同時，城鄉(xiāng)居民教育消費支出占家庭消費支出的比例持續(xù)下降。近十年間，城鎮(zhèn)民教育消費所占比例由2005年的7.2%下降為2015年的5.0%，農村居民教育消費所占比例由9.5%下降為6.0 %左右。
我國教育投入結構近十年來呈現這一態(tài)勢與我國理論界和主管部門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教育發(fā)展環(huán)境估計不足、對教育服務產品雙重屬性的認識不充分、不恰當的行政干預影響了社會擴大教育投入的積極性等原因密切相關。
當前我國教育投入水平與中高收入國家存在著差距;同時，GDP和財政收入增長趨緩，財政教育經費難以保持前一階段的高速增長。面對這一現實，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推動資源供給方式多元化：動態(tài)調整非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加大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的私人分擔比例;以《民辦教育促進法》為契機，調動企業(yè)、個人辦教育的積極性;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教育捐贈制度，吸引民間資本參與，以多渠道籌集大量的教育經費，實現教育現代化發(fā)展的目標提供保障。
(參見《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P18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
“一帶一路”倡議下來華留學生學生數量迅猛上升，管理體制發(fā)生深刻核心轉變
《教育藍皮書》指出，近年來，來華留學教育在規(guī)模和學科、學歷結構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fā)展。來華國際學生總體規(guī)模及院校數量快速增加，學歷教育穩(wěn)步提升，層次和專業(yè)結構逐漸優(yōu)化，高層次學歷生比例緩慢增加。中國政府獎學金總量增加，自費來華留學人數快速增長。
藍皮書指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來華留學教育提供了全新的發(fā)展機遇。從2000-2015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人數從9，219人增長至183，116人，占來華國際學生的總人數比例從17.7%升至46.05%，尤其是在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后，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中國政府獎學金、定向招生等相關專項政策的出臺，使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來華國際學生數量迅猛上升：從增長的絕對數量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的東盟10國、南亞8國都增加了較多來華學生數量;從增長幅度來看，中亞5國、南亞8國的增長幅度最大，來華學生人數增加了84.8倍和26.87倍。
與迅猛發(fā)展的國際學生數量和參與高校數量相伴隨的是來華留學教育管理體制的深刻轉變，其核心是來華留學教育的管理職能從政府向高校的轉移，本質上是來華留學教育的長期以來的外交和政治屬性向教育屬性的回歸。
與此同時，我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進程不斷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發(fā)展已經成為高校發(fā)展來華留學教育的重要動力。“雙一流”建設所建立的國際化導向，成為了高校發(fā)展來華留學教育的強大內生驅動力量，也是近年來來華留學教育普遍受到高校關注的重要原因。
來華留學的迅速發(fā)展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使來華留學教育承擔著更為重要的任務與責任，同時也受到諸多困境的制約：針對“一帶一路”建設所需人才的高等學校培養(yǎng)體系準備不足;高等學校“雙一流”建設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結合途徑尚不明確;來華留學政策體系在完備性和有效性上依舊存在不足;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區(qū)域研究和教育研究仍然存在大量空白。
(參見《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P17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