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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經(jīng)濟學人》雜志封面

　　《經(jīng)濟學人》新一期封面文章稱，有了技術和教師對技術的支持，學校教育將發(fā)生革命性變化。

　　1953年，斯金納(B.F. Skinner)到女兒的數(shù)學課上聽課。這位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發(fā)現(xiàn)，每一位小學生都以同樣的方式、以同樣的速度學習同樣的內(nèi)容。幾天后，斯金納發(fā)明自己的首個“教學機器”，讓學生按照自己的速度解決問題。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推銷員上門推銷類似的小玩意兒。不過，人們對這類東西的熱情不到幾年便消散。

　　之后教育科技便不斷經(jīng)歷被熱炒和冷落的命運，甚至在計算機重塑我們生活的幾乎所有其他方面以后也是如此。原因之一在于教師和教師工會的保守。不過另一個原因在于，教育科技擴展大腦的潛力仍未得到證明。

　　盡管如此，斯金納的繼承者如今正在迫使對教育科技心存疑慮者反思。在扎克伯格、比爾-蓋茨等科技巨頭的支持下，全世界的學校都在采用新軟件使學習過程個性化。這也許有助于上億在差班學習的兒童，不過前提是教育科技提倡者能夠抵制誘惑，不讓有關兒童學習方式的有害觀念死灰復燃。教育科技要成功就必須服務于教學，而不是相反。

　　傳統(tǒng)教學模式出現(xiàn)于18世紀的普魯士。迄今為止，對大量學生進行有效教學的其他教學方式都遭到失敗。對全世界近15億學齡兒童來說，分年級在教室進行標準化的課程教授仍然是絕大多數(shù)學生的標準教學方式。

　　太多的學生未能實現(xiàn)其潛力。在貧窮國家，只有1/4的初中生掌握了基本的數(shù)學、閱讀和科學知識。甚至經(jīng)濟合作組織絕大多數(shù)成員國也有大約30%的中學生這三門學科至少有一門未熟練掌握。

　　15年來這一比例基本未變，而在此期間各學校對信息技術投入了數(shù)十億美元。到2012年，幾個發(fā)達國家生均兩人一臺電腦。澳大利亞電腦數(shù)量比小學生人數(shù)還多。電腦使用不當會使學生學習分心。葡萄牙2010年的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網(wǎng)速不高和禁用YouTube之類視頻網(wǎng)站的學校學生成績好于那些配備高技術電腦的學校。

　　重要的是如何使用教育科技。通過定制化輔導這種辦法可對學生提供幫助。自從馬其頓國王菲利普二世聘請亞里士多德指導其子亞歷山大大帝以來，有錢人家便出錢請私人教師。從圣保羅到斯德哥爾摩的改革家都認為，教育科技能使所有學生都得到個別注意。美國學校最擁護這種模式。1/3的學生屬于承諾進行個性化數(shù)字教學的學區(qū)。Summit Public Schools之類學校集團的方式正在被成百上千所學校沿用，其軟件由Facebook工程師免費編寫。

　　印度大約一半的小學生畢業(yè)后還不能簡單閱讀，很多學生學了等于沒學。Mindspark之類的適應性軟件能夠判斷一位學生的知識掌握情況，并據(jù)此提出相應的測試問題。最近的一篇論文稱，在貧窮國家所進行的任何教學研究中，印度課后使用該軟件的學生數(shù)學和閱讀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使教育科技有助于教學的另一個辦法是提高學校的效率。加利福尼亞州的學校正在使用軟件改革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這些學校的學生不使用教科書，而是得到一些播放列表，通過播放列表訪問在線課程和接受測試。軟件對學生的學習進度進行評估，減輕教師作業(yè)批改量，讓教師能夠深入了解學生。教師因此節(jié)省下來的時間用于其他工作，比如培養(yǎng)學生的社交技能或一對一指導。2015年的一項研究顯示，最早采用這種模式的學校學生考試成績好于其他學校的學生。

　　這些創(chuàng)新值得歡迎。但要使教育科技發(fā)揮最大作用，必須解決幾個問題。首先，個性化學習必須遵循學生的學習方式，不能成為恢復“學習方式”之類偽科學思想的借口，這種理論聲稱每位學生都有其獨特的信息接受方式。這類偽科學導致大腦體操之類項目的產(chǎn)生。大腦體操這一教育人體運動學項目一度得到英國政府支持，聲稱一些學生在做數(shù)學題時應該伸展四肢、彎腰和打“能量呵欠”。

　　另一種后果不太嚴重的錯誤觀點是，教育科技意味著學生不用學習事實知識或由教師教授事實知識——用谷歌搜索就行了。有的教育學家甚至更甚，稱事實性知識妨礙創(chuàng)造性、批判性思維等技能培養(yǎng)。然而情況正好相反。掌握了知識才具有創(chuàng)造性批判性思維能力。莎士比亞接受了拉丁文法的訓練才寫出了名劇。2015年，對1200項教育元數(shù)據(jù)分析的龐大綜合研究發(fā)現(xiàn)，20項最高效的學習提高方式幾乎全都依賴教師的教學手法。

　　第二個迫切問題是，必須確保教育科技縮小而非擴大教育不公平。這方面存在一些樂觀理由。率先使用教育科技的學校有一些是硅谷的私立學校，不過更多的則是學生絕大多數(shù)來自貧困家庭的特許學校集團，比如Rocketship、Achievement First和Summit，該校99%的畢業(yè)生都上大學，學習成績落后的與普通班同學相比取得了最大的進步。類似情況在美國以外也能看到。研究集團J-PAL對印度的教育科技進行了研究，發(fā)現(xiàn)教育科技的最大受益者是使用軟件獲得教學輔導的學生。

　　第三，教育科技的潛力只有在教師接受教育科技的情況下才能實現(xiàn)。他們要求拿出教育科技產(chǎn)品起作用的證據(jù)是對的。但對教育科技持懷疑態(tài)度的人不應轉而搞破壞。圣保羅是一個典范，該市學校教師歡迎適應性軟件開發(fā)公司Geekie進入公立學校。

　　1984年，斯金納稱反對教育技術是教育界的羞恥?？紤]到教育科技當今的前景，思想頑固的人在教育界已無立足之地。